■高璐
新興生物技術的治理已然成為一個國際化問題。與傳統的生物倫理角度的研究相比，科學技術學（STS）的研究已經超越了這種框架，開始了一種新的跨界——社會科學家與生物科學家之間的合作與溝通，希望通過互動塑造科學知識，倡導負責任的創新。2016年4月13日，由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舉辦了題為“生物技術風險與治理:從歐洲到中國”的國際研討會，來自愛丁堡大學科學技術與創新研究所（ISSTI）、中山大學、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7位專家就這一主題進行了深入研討，同時有50余名參會者來自中科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科技部等科研機構或部門。
社科學者如何參與科學活動
來自愛丁堡大學的Jane Calvert博士認為，STS研究嘗試從社會學、哲學、歷史學、經濟學與文化等維度來對科學技術進行研究，所展現出的科學技術與社會的關系是復雜互動的，它不希望簡單地討論技術應用的風險或倫理問題，而更愿意去回答哪些動力促成了技術發展的方向，哪些價值影響了人們對技術的倫理認知，哪些制度與設計成為了技術發展過程中的決定因素。在合成生物學項目中，與科學家早期的溝通與互動，不僅能夠幫助科學家盡早認識到自己研究的社會意義，闡述其政策圖景，更能夠從多角度塑造科學研究的路徑，促進科學討論的深入糖心vlog在線觀看。
負責任研究與創新
愛丁堡大學科學技術與創新研究所主任Robin Williams教授為大家介紹了歐盟的“負責任創新與研究”理念的發展。Robin指出該理念的新穎之處在于它不再將倫理與社會問題作為新技術發展的約束，而是更多分析技術發展的目標是什么以及個人與社會希望從技術的發展中獲得怎樣的收益，同時又該如何影響和參與這種積極的研究行為。因此，負責任研究與創新是一個透明互動的過程，社會行動者和創新者彼此相互反饋，充分考慮創新過程及其市場產品的可接受性、可持續性和社會可取性（desirability），讓科技發展適當地嵌入我們的社會中。同時，負責任研究與創新是一種新的路徑，它對于研究和創新的潛在意涵和社會期望進行預期和評估，以幫助設計包容和可持續的研究與創新。
科技政策的跨文化遷徙及其問題
愛丁堡大學沈小白博士的跨文化背景使得她成為STS比較研究的專家，她以中國的轉基因發展為例探討“我們能否照搬或模仿其他國家的管理制度？”她認為中國在轉基因技術上已經達到了世界領先水平，而與轉基因有關的爭論也遷徙來到了中國。中國政府在制定相關政策的時候受到本國的爭議及西方政策的影響，導致在轉基因政策與法規問題上進入兩難境地。借用法國學者塔爾德的模仿定律的理論，她認為政府通過模仿西方的管理制度考慮轉基因技術的進步與安全，科學家在研究上的模仿與追趕，公眾對于技術的態度也受到西方與媒體的影響，這些復雜的行動者都在影響著中國轉基因技術的推廣。然而，管理制度的簡單模仿無法解決中國社會中的復雜問題。轉基因爭議折射出來的是公信力的降低、政府與專家關系的危機，也許通過打造負責任的研究與創新能力、重塑科學家與公眾的關系才是解決之道。
致毀知識與科技的總體安全觀
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研究員劉益東與大家分享了他對科技風險與可持續發展長達18年的研究成果。他指出原子彈爆炸以來科技帶來的問題和困惑越來越多，對科技的投入也與日俱增，高科技在爭議中快速發展。劉益東提出“致毀知識”概念，明確 “尖端科技知識正負效應不可抵消、科技知識增長不可逆、知識與應用具有連鎖效應”這三個前提，提出“在科技知識增長的同時，能否阻止其中一類破壞力極大的科技知識——致毀知識——的增長與擴散？”這一重要問題。他的結論是在現行的主流科技與經濟發展模式下致毀知識的增長與擴散是不可逆、不可抵消，同時也是無法阻止的，這種不可逆增長的危險累進方式，使得毀滅性災難發生的幾率越來越大，直到爆發。這一發現為科技風險治理提出了嚴峻挑戰：在現有的社會框架下與理論框架下，不負責任的研究與創新無法避免。劉益東進一步提出“科技的總體安全觀”，強調科技從實驗室—產品—用戶—社會—環境的全程安全、總體安全。它包括底線安全、集體安全、可持續安全。底線安全就是即使惡意應用和軍事應用也能避免或也能承受的科技才是可以接受的科技。
干細胞療法的市場機制
中山大學醫學院副研究員周殷華作了“干細胞創新的市場與專業沖突”的報告。通過對不同國家的干細胞療法的對比，周殷華指出干細胞治療的時機與質量由不同的創新模式決定——科學創新模式與醫藥創新模式，不同的模式則是以不同的專業群體、倫理與管理制度為基礎的。他總結了四種創新模式，發現了不同群體間對于干細胞治療存在著專業沖突。應該通過管理體系的革新促進不同職業群體沖突的消解。
身體與社會的斷裂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方薌從醫學社會學的角度與大家討論了醫學技術創新帶來的一些問題。外科手術的進步延續了癌癥病人的生命，但是患者所需要承擔的代價、痛苦、身體與社會關系的斷裂卻很少有人關注。通過對于結腸造口術病人的訪談，方薌發現完成造口術的病人無法正常融入社會。醫學可以取得生理意義上的成功，但不能免除患者的心理困擾。從醫學而言，身體功能依舊，在患者內心，“造口”手術卻意味著缺陷和失敗。“病人總要在活著，還是完成造口術之間進行選擇。他們其實沒有選擇，缺少選擇糖心vlog入口。”方薌用“裸命”“不潔”“身體規訓”這三個概念分析了醫學技術發展帶來的問題，對于患者，如何處理與自己的關系、與社會的關系，是一個需要社會科學家給予關注的問題。
從阿西絡馬到華盛頓
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副研究員高璐通過對阿西絡馬會議與華盛頓人類基因編輯峰會的比較分析討論了新興生物技術治理的問題。阿西絡馬會議（1975年）與華盛頓人類基因編輯峰會（2015年）是科學家通過自我規制實現提前預警，來應對生物技術風險的兩個典型案例，雖然相隔四十年，卻存在著邏輯連貫性。阿西絡馬會議的目標是評價重組DNA技術的風險，會議使重組DNA技術的應用暫停了16個月，直到相關政策發布后研究才繼續，它標志著科學和公眾參與科學政策討論的新時代的來臨。華盛頓峰會應對的問題是以CRISPR技術為代表的基因編輯技術帶來的倫理與社會問題，大會最終以聲明的形式呼吁科學家不要以生殖為目的修改人類基因。對比兩次大會，其發起人都是頂尖科學家，而后者的參與者更加多元與國際化，中國科學院也是主要發起人之一，同時更多的社會科學家、倫理學家與法學家參加討論。我們可以將這種科學家主導的新興技術預警與討論模式稱之為阿西絡馬模式，它能夠幫助科學家贏得公眾的信任，但是缺乏對技術的深層思考，忽視了技術在實驗室與工業生產及市場中的差異。因此，這種科學家主導的風險治理方式并不能解決主要問題，華盛頓峰會可以看作是阿西絡馬模式的繼續，但遺憾的是它沒有作出適應時代要求的新突破。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國科學報》 (2016-07-04 第7版 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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